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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報 1386期》上海學術界熱議“自貿區”未來發展
發表時間:2013-11-20 閱讀次數:1147次

本報訊(記者  汪仲啟)  中國(上海)自貿試驗區在多方期待中掛牌,各方的反應似乎“有冷有熱”。從自貿區真正的使命——以開放促改革來看,它的效果本就更應該體現為長期改革效益而非短期獲利。無論是轉變政府職能還是管理制度創新,都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而需要積累經驗和智慧,在摸索中潛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深處改革第一線的上海學術界也應為自貿區如何做得更好而貢獻智慧。

    在日前舉辦的華師大城市發展研究院成立大會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與城市發展論壇(2013)上,上海市政府參事室主任、上海WTO咨詢中心總裁王新奎教授表示,上海自貿區一是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投資管理體制,從之前的事前審批轉變為事中事后監管,這是重中之重,根本之根本,成敗之關鍵;二是擴大服務業開放,改革外商投資準入體制,并按國際高標準實施準入前的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三是實施金融制度和海關監管制度創新,提高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程度,不論外資企業還是中資企業,都能從中受益。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經濟學會會長周振華表示,我國經濟的幾大傳統競爭優勢目前都有所下降甚至已經不復存在。“人口紅利”的下降,帶來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資源、環境的壓力越來越大,曾經那種不計環境成本發展經濟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中國經濟要在新的形勢下有所作為,能夠降低成本的環節,只有轉變政府職能。”

    為此,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和《法學》雜志社聯合主辦第一屆自由貿易法治論壇暨中國(上海)自貿試驗區法治保障研討會,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自貿區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鄭少華教授表示,自貿試驗區建設法律具有先導性,其實施的法律,大致有三個來源:一是其他國家自貿區已成熟的規則或雙邊與多邊自貿區協定中形成的規則;一是商人們(企業)在其他地方長期演化而成的規則;一是學者們經過長期探索歸納甚至創造出的新規則。自貿試驗區成立后的法律先導性還表現在試驗區內的法律經過若干時間的實施,經評估后向全國或若干其他自貿區進行復制與推廣,對于全國其他地方來說,這些被復制與推廣的法律規則又具有先導性。
      
    在中共上海市委黨校舉行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高層建設論壇上,上海市發改委副主任肖林指出,自貿區的核心制度框架可概括為“三自由”、一保障,即貿易、投資和金融自由化,而這在大多數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都是基本經濟制度。自貿區采取負面清單管理是放棄了政策紅利,追求制度紅利,“是把制造蛋糕的工具給你,讓你發揮自己最大的創造力”。論壇上,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教授表示,金融應該為實體經濟服務,關鍵是定位,是金融開放的順序。他認為,金融開放面臨三大挑戰:一是要素價格超調效應與產業空心化;二是貧富差距擴大與利益沖突;三是監管漏洞與金融危機。上海財經大學葉德磊教授強調,上海應該加快發展金融服務,增加金融期貨品種。與此同時,金融監管不能缺失,要好好研究負面清單,發揮自貿區的最大功能。

    在華師大城市發展研究院成立大會上,原上海市副市長、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胡延照教授表示,目前,國際市場資本價格是20年來最低的時候,香港、歐盟的融資成本都在2%左右,日本甚至只有1%-1.5%,而國際大宗商品,除石油價格繼續堅挺之外,相當多的商品價格都相對低廉。“這是中國進一步發展非常重要的窗口期、機遇期,我們要很好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自貿區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平臺,能夠為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建設服務。”(1386期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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